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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30日，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、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、中国针灸学会会长、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刘保延获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，今年，他65岁。回首近40年走过的科研路，刘保延感慨良多，“最让我欣喜的不是获奖，而是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能在这次抗疫中发挥积极作用。”

　　2月2日深夜，刘保延接到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、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的电话：“刘院长，武汉疫情非常重，我们打算在社区广泛发放中医通治方，但不知怎样收集患者的反馈信息，您有什么方法吗？”刘保延马上投入工作，连夜组织团队商讨、研究策略。一天后，满足抗疫一线需求的云平台与APP上线，这个可实现医患即时互动、信息分享及数据分析的综合信息化平台在“武昌模式”中厥功至伟。召之即来，来之能战，靠的是刘保延团队在中医信息化领域几十年的耕耘。

中医科研的路该怎么走——小大夫的大情怀

　　在农村插队当过大队书记，做过卫生学校的教师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考上大学，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的一名大夫。走完这段人生路时，刘保延刚刚30多岁，经历得多，也就思考得多，有想法、有热情是他留给很多人的印象。

　　“那时年轻，看到中医临床疗效好，就琢磨科研该怎么做。”刘保延笑言，当年的自己是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“小大夫”，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，总想为中医做点什么。

　　“中医是济世救人的学问，应通过科学研究放大其优势，让它普济苍生。”这是刘保延年少的情怀，也是他多年来坚守的初心。

　　1994年，刘保延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院长兼科研处处长。作为中医医院主管科研的院领导，刘保延深刻体会到了中医科研之难，“那时许多专家在临床积累了丰富经验，但对于中医科研该怎么做、怎样用现代科技手段揭示中医科学内涵，大家心里都没谱，都在摸索。”

　　初到职能部门的刘保延，积极组织交流讨论、为申报课题创造条件，多法并举激发医院专家申报科研项目的热情。“做的人多了，总会多一些思路，也多一些启发。”刘保延这样想。

　　1997年，刘保延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副司长，主管中医药科技工作，此时的他年逾不惑，性子历练得愈发沉稳，然而他心中的疑惑仍未解开——中医科研的路到底该怎么走？年少的情怀激励着他不断向前，愈不得解愈要坚持不懈地求索。

　　上世纪90年代正是中医药行业热烈探讨中医药现代化之时，从研究新型饮片到研发现代中药，中药现代化发展得如火如荼，而中医现代化到底该怎么做，行业内讨论热情高涨却一直没有定论。刘保延隐约意识到找准了中医现代化的路子，他心中的疑惑便会迎刃而解。

　　为了做好中医现代化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科技部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有关部门，启动了“中医现代化科技发展战略”的研究，刘保延作为该项目的具体组织者，有机会聆听到几十名中医知名专家和许多信息化、数字化等其他领域专家的真知灼见。在多学科碰撞的启迪下，刘保延豁然开朗，思路明晰了起来，“中医现代化必然要借助现代科技，而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中医又必须守住中医之‘魂’。”

　　“中医之‘魂’就是中医自身规律和特色，也是中医最本质的内核。”刘保延解释，现代科技是研究和开发中医的手段和方法，如果让技术“喧宾夺主”，那便会逼得中医“削足适履”，传承创新发展也无从谈起。

　　带着这样的认知，刘保延走向了中医科研一线。2001年，他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，亲自带领团队研究中医临床疗效评价方法与中医大数据。

　　堪堪20载，刘保延组织打造的信息化大数据平台，将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、现代文献进行数字化管理，实现了对中医科研信息的大数据共享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医临床科研信息共享系统已初具规模。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云平台与APP，正是脱胎于中医临床科研信息共享系统。

　　该系统是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，能实现医患之间的即时互动，并对中医医生辨证论治思路和临床诊疗过程进行结构化处理，将海量、复杂的临床资料转化为可分析的数据、信息与知识，从而挖掘总结出值得广泛推广的中医临床经验。

　　“分析一药一方是研究简单范式，而中医医生在现实中的诊病思维模式是复杂范式，该系统专门为研究复杂范式而设计。”刘保延认为，守住中医之“魂”必须尊重中医复杂范式的特征，还原并分析中医医生在“真实世界”的复杂诊疗过程，这样得出的研究成果才能真正推动中医药发展。

　　领跑国际针灸临床研究——学科带头人的使命

　　中医科研必须回归到“真实世界”，这是刘保延坚持的原则，也是他为中医药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武器。针灸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“排头兵”，但也常常处于备受质疑的风口浪尖，如2014年《美国医学会杂志》上一篇学术论文称针灸治疗慢性膝痛只能起到安慰剂效果；2016年英国国家健康与临床研究所官网宣布，正式在新的《临床指南》中取消对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推荐针灸治疗腰痛。

　　“那段时间，在网上随便一搜，就能看到至少几十篇说针灸无效或只能起安慰剂效应的论文。”刘保延说，2016年以前，甚至没有一篇中国中医学者的论文发表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上。作为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、中国针灸学会会长，他感到心痛，亦明白自己身上有千钧重担。

　　针灸在中国传承数千载，其疗效毋庸置疑，为何走进临床试验就成了安慰剂？“西方临床试验强调单一固定干扰因素，是将医生和患者置于一个理想环境，但实际上，中医治病不可能处于单因素干预的理想环境。”刘保延解释，西医的成果来自实验室，能经得起理想环境下临床试验的考验，而中医的成果来自临床实践，受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，比如针灸针从哪个位置扎入、深刺还是浅刺、以什么手法行针都会影响疗效。在刘保延看来，针灸疗效无法在西方临床试验评价体系下得到有效验证，是由于西医的评价标准不适合中医。

　　早在2004年，刘保延便提出建立针灸临床疗效评价体系的倡议，“不能简单将西医临床试验方法照搬来用，而是要充分遵循针灸在‘真实世界’中的复杂诊疗规律，并借鉴临床流行病学、循证医学及现代管理学经验，同时运用好现代信息技术。”同年，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下，刘保延带领团队专门研究针灸临床试验对照组的设置规范。

　　2016年，他带领团队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《内科学年鉴》上发表论文《针刺治疗慢性严重功能性便秘的随机对照试验》，以临床试验的方式证明电针能有效治疗严重功能性便秘，给当时“针灸是安慰剂”说法以有力一击。

　　2017年，刘保延和广安门医院针灸科主任刘志顺完成的论文《电针对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漏尿量疗效的随机临床试验》，在影响因子高达51.2的国际顶级期刊《美国医学会杂志》上发表，研究证实针刺能有效控制女性压力性尿失禁，正式将针灸临床疗效评价体系的雏形推向世界。

　　用事实回应质疑，用实力引领学术大潮，近年来，很多中、外学者按照刘保延组织构建的针灸疗效评价标准做临床试验，可以看到针灸的显著效果，并可探寻到更深层次的临床规律。刘保延带领团队以标准规范与循证证据为抓手，进一步完善了针灸临床疗效评价体系，成为国际针灸临床研究的领跑者，极大提升了中医针灸的国际影响力。

　　让针灸在国际上拥有强有力的话语权，是刘保延的心愿，也是他作为中国针灸学科带头人所肩负的使命。“要让针灸堂堂正正走入国际主流医学体系。”刘保延说，不仅要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出中国中医学者的声音，还要尽快实现科研成果转化，让广大患者受益，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医针灸实实在在的价值。

中西医会走向融合——中医老战士的愿景

　　刘保延是孜孜以求数十载的中医学者，也是敢于直面质疑、捍卫中医价值的忠诚战士，他将满心热忱献给了中医学事业，也在思考着为何中医学在中西医交锋中屡遭质疑。

　　中西医碰撞的根源是什么？这是刘保延常常思考的问题。“说到底是文化差异。”刘保延谈到，中西方文化差异造就了中西医对健康、疾病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，西医从“物质观”出发，在治病上追求“对抗”，高度依赖分析分离仪器；中医从“信息观”出发，追求内外“和谐”，中医治病靠的是“人”——医生。所以，中医科研要以人用经验为研究对象，若忽略了人的价值，就丢掉了中医之“魂”。

　　“也要学习西医之长。”刘保延说，中医临床科研信息共享系统就是在中医思维的指导下，借信息化、数字化技术搭建起来的综合型网络平台，它不仅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还会在持续推广中让愈来愈多的人受益。“中医科研就是要普济苍生。”刘保延还记得当年那个“小大夫”的豪言壮语，回首几十年走过的路，总算没有辜负那份初心。

　　“也许在未来，中西医可以实现融合。”刘保延说，脱胎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医学有着非凡的包容会通精神，发挥中医思维优势，同时充分吸纳西医技术之所长，两者融会贯通必为人类健康作出卓越贡献。

　　“当然，我们中医自身首先要发展好才行。”刘保延心中怀着美好的愿景，继续在中医科研领域乐此不疲地探索、耕耘。如今，他已年逾耳顺，可是他说：“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老，还觉得浑身是劲儿！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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